综观这一时期的中国养生文化，理论上多属陈陈相因，出版刊行的著作寥寥无几，总的态势上是处在衰落之中，但在静坐养生和武术气功锻炼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此时的“静坐”已经超出了宋明理学家修身养性的范围，而包括运气、内丹和禅定多种养生方法。当时出现的静坐养生家中，影响最大的有蒋维乔和丁福保两人。

　　蒋维乔在1914年出生的《因是子静坐法》中，运用当时从欧洲传入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理论，对静坐的养生机理作了初步研究，并探讨了人体的重心及静字的真义等问题。由于该书运用通俗的语言和科学方法对静坐养生法进行了较系统的阐释，所以对养生文化的普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说此书刊行后，传习静坐法的人与日俱增，遍及全国及南洋各地。

　　丁福保于1920年刊行的《静坐法精义》则基本上宗于佛家的坐禅，并兼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也涉及了某些道爱的观点，对静坐养生的推广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840年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华夏，卫国护家和练功保身思想迅速兴起，极大地促进了武术养生文化的发展。当时刊行的很多武术专著中，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到养生问题。如清代末年由尊我斋主义所集的《少林拳术秘诀》中，就提出了习武时“要节戒色欲与狂饮”的养生观点。此外，武术的风行还带动了作为其基础的导引养生的发展，如敬慎山房主人彩绘的二十四幅《导引图》中，就将气功、按摩、导引熔为一炉，用于养心、炼精、补虚、扶正延年和治疗疾病，具有较高的实用养生价值。

　　新中国诞生后，传统的养生文化也得到了新生。由于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仅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就出版发行了大量古代养生学专著，如《黄帝内经》、《格致余论》、《寿世保元》、《类经》等等。而且在1956年至1958年的短短两年中，全国就兴建起70多个气功医疗机构，包括气功疗养院、气功疗养所和各种气功门诊。然而令人慨叹的是，到了十年文革时期，新中国刚刚复苏的养生文化又遭受到一场空前浩劫。各种养生方法和养生理论统统被寇以“封建糟粕”和“迷信巫术”的帽子，而被弃之“历史的垃圾堆”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养生文化很快便得到复苏，并进入了全面复兴的新阶段。1978年至今的十多年间，在“文化热”和“气功热”的带动下，中国养生文化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步入了寻常百姓家。这一时期，不但各种养生文化书籍和保健食品充斥了书店和商场的柜台，而且每天清晨在公园湖畔、学校广场锻炼的人群更是摩肩接踵。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健康和长寿将日益成为举世关注的重要问题。这样，中国养生文化这棵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智慧之树，也必将更加焕发出其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