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在哈尔滨召开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主持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未来宏观调控的政策问题接受了专访。辜胜阻指出，今年上半年推高我国物价水平的内外部因素明显增多，在农产品(000061,股吧)和能源资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带动下，企业面临高成本困境，城乡居民生活压力加大。当前，在宏观调控中要防止货币政策用力过度，更加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财政政策可以在通过扩大供给、化解企业高成本困难、改善民生等措施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辜胜阻强调：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使得本轮物价上涨的成因及特点更为特殊。一是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的结构性物价上涨。部分产品尤其是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有效供给不足是本轮物价上涨的直接诱因。今年上半年食品价格上涨20.4%，拉动CPI上涨6.6个百分点，其余各类商品价格则有涨有落。二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引发的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今年上半年企业生产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1.1%，涨幅比上年同期高7.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成本的大幅攀升导致PPI涨幅一直保持高位，PPI的持续走高反映了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的特征，也使未来的通胀压力依然较大；三是受国际因素影响的输入型通胀所推动的物价上涨。国际市场上一些初级产品价格，特别是石油和粮食价格，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的周期，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负面影响已经波及国内。此外，在世界经济不景气、人民币加速升值等因素的影响下，国际“热钱”涌入中国避险套利也加大了国内的通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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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胜阻认为，在短期内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依然有待观察的情况下，更多利用财政政策应对通胀压力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我国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尽管从紧货币政策在应对此次通胀压力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局限性：一是难以有效解决供给总量不足和及时调整供给结构的问题；二是抑制输入型通胀压力效果不明显；三是过度紧缩可能削弱实体经济的活力，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和经济下滑。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在应对本次通胀压力中则应具有一定的优势：一是财政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利用财政政策调整经济结构的外部时滞短、指向性强，可以在短期内有效改善市场短缺商品的供给，抑制过快的结构性物价上涨。二是财政政策可以在抵御通胀压力的同时，拉动经济增长，有利于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实现“压通胀”和“抓增长”之间的平衡。受全球经济增速减缓的影响，今年我国净出口的增速可能会大幅下滑。在外需受到抑制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可以稳定并刺激社会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三是财政政策可以有效弥补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从紧的货币政策可能对中小企业融资造成更大困难，“误伤”经济实体，损害经济运行效率。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可以最大限度消除从紧货币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帮助企业度过难关。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2007年和2008年1-5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速分别达到32.4%和33.8%，2007年财政收入突破5万亿元，这意味着我国政府具有相当强的实力和较大的政策回旋余地应对通胀压力。

　　辜胜阻建议：为缓解物价上涨压力和企业经营困难局面、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需要在宏观调控中更加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财政政策在保障供给、帮助企业化解高成本压力、缓解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压力、提高居民抗通胀能力等方面大有作为。要设计一套应对居民消费品价格或企业生产成本短期内过快上涨的财政应急预案，当物价涨幅在一个连续的时期内超过某个设定限度时，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者和中小企业展开力度不同的应急救助和财政扶持。

　　——完善财政支农、惠农、强农政策，防范自然灾害损失，全力确保全年粮食丰收；减免农产品(20.86,-0.20,-0.95%,吧)流通、加工等环节的税费；增加国内农产品供给，全力化解国际粮价上涨风险。加大对“三农”的转移支付力度，对农机具、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购置环节进行一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加大财政在农田水利建设、土地开发改造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产品生产，维持市场供应；完善应对自然灾害的应急处理预案，预备充足的财力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全力确保全年粮食丰收；减免粮食在收割、运输、储存和交易环节的各项税费，提前预备充足的运力，确保粮食尽快投放市场。对肉类、油脂、乳类等食品加工企业实施加工环节增值税的减免和补贴政策，减轻企业面临的要素成本上升压力，降低食品出厂价格。限制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出口，继续采取有效降低粮食出口的税收政策，提高农业生产资料出口关税，严打农产品走私，尽最大可能减缓国际粮价上涨风险向国内传递的速度。

　　——加大对城乡低收入人群和在校学生的补贴力度，缓解其生活压力，帮助他们平稳度过物价上涨期。在生活必需品领涨的情况下，处于社会收入分配结构“金字塔”底层的劳动者的日常支出以食品等刚性需求为主，对于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变动的反应更加敏感。对于涨幅较大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如猪肉、食用油，政府可以考虑采用向城乡特困家庭发放专项食品和生活用品券的实物救助方式，安排定点发放，保障特困家庭的基本生活。适当提高大学生和低收入家庭学生的生活补助标准，适时加大补贴高等学校学生食堂的专项资金的力度。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线，建立健全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和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指数化调节机制，确保社会保障金发放标准能够及时调整，最大限度缓解物价上涨对老年、失业人口和“低保”家庭生活的影响。

　　——实施对企业的税收减免和补贴政策，特别是要对中小企业大规模减税，帮助企业减轻要素成本上涨压力，延长中国经济的繁荣周期。当前，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应当向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及自主创新项目倾斜。着力减缓从紧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给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造成的成本压力；减缓劳动力价格上涨给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的成本压力，稳定社会就业需求；加快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步伐，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能源利用率，推动节能减排，增强企业内部消化要素成本上升的能力，减缓PPI上涨向CPI的传导速度和影响程度。

　　——推行针对个人的税收减免政策，提高居民抗通胀风险的能力。考虑再次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边际税率；取消利息税，改变物价上涨背景下实际银行存款实际利率为负的局面。停征证券交易印花税，进一步降低股票交易成本。

　　——加大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消费支出比例，消除社会恐慌心理，稳定通货膨胀预期。要通过增加财政对教育、卫生、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产品供给保障力度，降低居民在公共支出体系的分担比例。在提高居民实际购买力的同时，增强抵御物价上涨的心理承受能力，稳定通货膨胀预期，防止社会恐慌心理刺激需求引发抢购囤积而进一步推高物价现象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