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挺感谢邓小平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一生。
文/本刊记者 刘雅婷 亚 夫 图/张玉雷
王锦荣始终不愿接受采访；而科技局的刘局长则反复推荐，要我们务必与他聊一聊。刘说：“这个老板可是个有故事的人呵。他的经历，简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缩影。”
因此，我们对王锦荣也充满了好奇。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在广州番禺电缆厂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办公室，见到了这位有故事的老板。
出乎意料，王锦荣远比我们想象的健谈。尽管他的粤式普通话中经常夹杂些难懂的字眼，但他的“故事”还是深深地感动了我们。
这位董事长的故事，从他的出生地开始讲起——
生存：一万元外债把他逼到绝境
那个时候除了外债我几乎什么都没有，我知道非要出来做生意不可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出来拼搏，否则这样下去就死定了。
我是广东番禺石碁海傍村人，今年48岁，1960年出生。父母都是种田的农民。家里八个姊妹，我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面三个妹妹，两个弟弟。小时候的记忆，就是一个字——穷。说来你们很难想像，从六七岁开始，我就基本没在家里住过；因为家里只有三张床，八个姊妹，加上父母亲，没有我睡觉的地方。初中高中，就是在同学家里住。那时候吃饭也是问题，一天有饭吃，一天没饭吃。我小时候常常想，为什么家里这么穷呵。很羡慕那些家里条件好的孩子。
我1978年高中毕业。那个年代正是改革开放刚开始，农村把茅草房盖成村屋(砖瓦房)的时候。以前村子里全部是茅草房。我到工程队做建筑工人，一天1元钱，从1978年一直做到1982年，工资从每天1元到每天1.5元。
那个时候我根本没什么追求。赚点钱，盖个房子，结个婚，生个孩子，就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
我结婚比较早。那个时候家里穷，但我在农村算是挺聪明的，长相也还不错，许多女孩子看重我，但是家里面穷，他们的父母都反对的。我和我老婆认识到结婚不到三个月。她也没念过什么书。结婚的时候住在茅草房，她肯嫁给我，很不容易。
按当地的风俗，结婚一定得生个男孩子，否则亲戚朋友看不起你，家里人也会看不起你。我1982年初结婚，年底老婆就生了个女孩。那时候父母就真的不理我，要我分开过。当时，盖一处房子得5000块钱，我没钱盖。我当时在工程队已经算个带班的了，盖四五层高的楼，都是我画图，设计，带着十几个建筑工人，每天可以多赚1块钱，但也没钱盖房呀。有个师傅借我两千块，先给盖了一层房子的框架，没钱买窗户和门，下雨的时候都有水灌进来，很狼狈。
与父母分开的时候，家里只是给了8个碗。盖房子欠了债，靠老婆在农村种两三亩的水稻，根本养活不了家。那个时候除了外债我几乎什么都没有，我知道非要出来做生意不可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出来拼搏，否则这样下去就死定了。
我从1983年开始就出来做生意了。有个农村信用社的主任，跟我有一点的亲戚关系，从他那儿搞了1万块给我，我去韶关买煤，卖给村里附近的砖窑。第一单生意很成功，大概赚了800块，当时很高兴。然后再去做，这就到了1984年，这是我最惨的一年。运煤的船遇上大风，翻到河里面了。信用社借出来的钱全部赔掉了。
要命的是连累了那个信用社的主任。当时的那笔借款，多少有一点违规，问题暴露后他紧张的不得了。他已经50多岁，快退休了，如果我不把钱还上，他有可能会被判刑的。这个时候他天天来求我，他们一家人都来找我哭啊。我怎么办呢，我当时什么钱都没有。我就到处求人，以前做建筑工人时候的一帮朋友给我筹了5000块，我实在是筹不到钱了，就跟信用社主任说，请你信我，剩下的窟窿你先补上，我保证用三年时间还你，利息按三倍还。就是这样把问题解决了：我欠他5000块，欠朋友5000块。
以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出来了。1984年年底，我去给人家看船，就是跑船运。后来我给船主建议，农村有很多人要水泥、钢材、化肥之类的东西，不能只赚运费那一点小钱；我来帮搞搞业务，一条船上四个人，本钱由他出，货物我帮他卖，然后我得一点分成。他同意了。这个办法真还行，大概是第一个月每人就分了300多块钱。我成了这条船的指挥，农村的大米卖到广州，城里的东西再卖到农村。这期间，我几乎很少回家。老婆女儿有没有饭吃、穿什么衣服、住得好不好，我根本就顾不上。我1985年底就赚了差不多1万块，差不多把欠的钱都还掉了。
1986年，我的第二个孩子有了，是儿子！孩子一出生的时候，我高兴得不得了。真是儿子出生我就开始走大运了。这个时候做什么都成功。农村需要什么我就找什么卖给他们；农村生产的东西，只要城里需要的，我就收购，卖到城里，买卖的范围逐渐扩大。到1987年，我花了两万多盖了当时村里算是最漂亮的一栋房子，三层小楼。村里人也对我另眼看待，慢慢地就没人叫我的名字，开始叫我老板了。
立业：王石的指点让他受益匪浅
王石说，干这行你不要超过1995年。有钱你就搞房地产，或收购国企搞实业。我听他的话1995年时就把“易发”的铺位卖掉了。
1990年，我已经赚到8万块钱。我正好满30岁，算是而立之年。我已经不用为自己的生活发愁，在村里人的眼中，我也是有钱人。那时候，万元户就让人羡慕了。这时候，我自己还很不满足，一门心思考虑还该做些什么更大的事情。
我来到市桥的易发商场，开始做音像制品，影碟。当时，易发商场在全国很有名气，天南地北的人都来这里，主要就是家用电器，当时那些货全国都比较缺。为什么开始就做音像制品，也是偶然的机会，看到有人做，我就也做，感觉能赚钱，就一直做下去了。不过我做的比许多人好。1991年成立了荣达电业有限公司，都是做影碟，代理产品。可以讲，在全国镭射影碟的发起我是比较早的。1991年的时候，我从香港、日本引过来的，就有香港的飞图、宝丽金，星光、光辉历程也都是我代理了。我就是搞批发，从易发市场卖到全国。时间不长就在业内有了一定的名气。飞图的老板，就是叶一倩的哥哥，他到番禺都是我接待；香港娱乐圈的很多人我都认识，中国音像协会的一些老领导也经常给予我指导，很支持我。干到1994年是什么情况呢？我当时已经是排在前列了。
1993年开始，就做自己的产品了，从代理到与出版社合作发行。当时很多个省的出版社都很熟了，因为我当时也不想做版权市场不规范的产品，而且我长期以来就是以合作双赢的思想和模式去做生意。当时卡拉OK很兴旺，我与出版社合作一起出版，然后发给每个省，特别是四川、北京、上海很多人都是来我公司拿货。
那时候，我认识了当今赫赫有名的万科集团的老总王石。九十年代初期，王石也做过电子产品，也做过音像制品，我们是做生意认识的。他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他有文化，看问题比较长远。1992年的时候，王石就跟我说，你干音像制品这一行一定不要超过1995年。他说易发商场只是一个起点较低的商品集散市场，生存的时间不会很长，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商业市场将逐步做起来，当然，你的优势也就不存在了。他要我不管多少钱，1995年之前都要把铺子卖掉。我说那我以后做什么？他说，如果你有钱第一就搞房地产，第二就收购国企搞实业。我真的很佩服王石，他为我指的这条路让我受益匪浅。
我真的是听了王石的话，到1995年就把铺子卖掉了。可铺子卖掉后又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我不懂房地产，那时房产也没有今天这么热；实业更是不懂，我就是个农民嘛。人又不能闲下来，我还要有事情做。从1990年到1995年我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每天睡觉睡两三个小时，连春节都在做生意，一年365天，天天开门做生意。冷不丁闲下来，反而受不了。
这时候，我的家人从农村搬到了城里，孩子上学成了问题。女儿在市桥读书，赞助费要交几万块钱。当时感觉教育是个大问题。那会儿好像还不允许私人办学校，但当时政府搞幼儿园，提倡私人参与。我问政府领导多少钱可以办一个，他们说1000万就可以了；我说没问题呀，政府就找一块地给我，就办起来了，——就是现在的荣达幼儿园。现在荣达幼儿园已经办成一个集团了，是广东省十佳民办幼儿园，全国百强民办幼儿园，同时也被评为全国百强民办学校、广东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广东省绿色幼儿园。
幼儿园能做到今天这样，关键是有一批懂教育的专业人员帮忙打理，我很少过问具体事务，每个月最多去一次，给校长们开个会。在学校方面，我只强调这么几点，第一是理念上要站在为下一代负责的高度；第二是教育模式上要坚持素质教育为主，艺术教育兼顾；第三是服务上要面向家长，面向社会，家长和社会说满意才是满意。这也是因为听了王石的指点。他曾对我说，你在改革开放挖了第一桶金，想把这桶金保住，不能只靠自己的家族，要找一些专业人才帮你把这桶金保住。从办学方面，从老师方面，我也学了很多东西，包括一些做人的道理；也懂得了做企业家真的是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从办学开始，政府给了我很多荣誉，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到1998年的时候，我又觉得光办幼儿园还不行，不是有没有什么钱赚的问题，关键是感觉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做，人家校长、老师们把幼儿园管得很好，我是个闲人了。当时正好国有企业转体改制，我又想起王石讲的话，想到可能要去办个企业了。但心里没底，搞企业我什么都不懂，怎么搞？政府一位熟悉的领导对我说，你办学都可以，搞企业怎么就不行。
那就试试吧。1998年，我牵头与朋友一起出资一个亿，收购了番禺市电缆厂，就是我现在公司的前身。番禺市电缆厂是一家老牌集体企业，还有三家下属公司。一个民营企业，能有实力收购了四家集体企业，立刻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还上了广州日报的头版头条，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政府因此又给了我很多名头，什么商会的副会长之类的。总之是很风光的样子。我感觉自己快要达到了事业的顶点，有一种当企业家的感觉。心里确实挺高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