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曹元

　　在王守仁的办公桌上，有一叠邀请函，道出了他三月份工作的很大一部分——跑会。问他三月份参加了多少次有关创业板的会议，王守仁仰起头费力地算了半晌说：“记不清了，至少有十几个，平均每两天一个。”

　　一个月来，中国证监会颁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草案正在向社会征集意见。在此期间，围绕创业板深圳各界召开了大小会议、论坛无数。

　　身为深圳创业投资同业公会秘书长，戴一副大号板材茶色眼睛架的王守仁是创业板执着的倡导者和研究者，因此常被会议组织机构请去捧场。

　　中国创业板发展的冷暖他记忆犹新。

　　激情岁月

　　66岁的王守仁与创业板的结缘，是一段跨越30年的漫长人生。

　　王守仁29年前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研究生，1982年毕业于人民大学。1984年，担任深圳大学特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的他赴港考察，目睹了香港东区海底隧道以上市发股筹集建设资金的盛况。这给了他关于资本市场魔力的启蒙教育。

　　1989年，深圳在国内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王守仁提出了配置国有股股权的过渡办法——60%股权归国家。这一方案后来被运用到了深圳第一批股份制企业万科、金田的身上。

　　之后，王守仁下海到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交易公司赛格，出任公司战略研究室主任。但他所提出的以股份制发展大规模集成线路设想最终以夭折收场。

　　王守仁于1994年南下香港，担任中国农业发展信托投资公司香港分公司总经济师。其时正逢香港兴起产业投资基金热。王帮助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成功收购了内地公司股权，从中偷学到了创投的实战运作。

　　57岁那年，创业板热潮的来到使王守仁迎来第一个事业高峰。

　　2000年，传来国家高层酝酿设立科技板块以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消息。随后，创业板落户深交所也明朗化。为配合创业板筹建，从这年10月起，深交所A股新股发行及上市被全部停止。

　　备战创业板，激荡起了中国创投发展的第一轮高潮。当年10月的深圳高交会上，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市创业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暂行规定》。这份文件要求创投机构成立具有行业自律功能的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并赋予创投公会相当大的职权。政府还要求在工商局注册的创投机构都必须到创投公会登记。

　　而创投公会的第一任掌门人，正是在深圳消失了多年的王守仁。

　　此时，王守仁已深度介入创投行业——1998年，他回到深圳，递交给深圳科技局一份如何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建议。1999年，他出任新成立的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秘书长。

　　“2000年创投公会成立的当年，就有30多家创投企业入会”。王守仁回忆说，到2002年，共有入会企业140-150家，其中创投公司达到70到80家。

　　世纪初那两年是王守仁以及创投公会的非常幸福时光。全国好些城市也找上门来，邀请王过去协助创办当地的创投协会。

　　追忆起当年在国内创投业界犹如武林盟主的江湖地位，王守仁的自豪之情仍溢于言表。

　　冰点年代

　　幸福时光并没有持续很久。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当年下跌80%，一年之内2000多家高科技公司退市。日本、欧洲的纳斯达克市场关闭，韩国Kosdaq市场关闭，德国二板市场关闭，香港创业板的交投清淡。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创业板在临产之际难产了。

　　“应该承认，中国的创业板当年没有匆忙推出是正确的。”经济学家左小蕾事后评价说，“中国投资者风险意识不强，整体市场环境和条件不成熟。如果当时推出，可能会产生一个比主板更扭曲的怪胎。”

　　怪胎避免了，但创业板的退潮使创投业和王守仁都跌入了低谷。

　　创业板出台遥遥无期，缺少退出通道，深圳的许多创投在第一批钱烧出去之后颗粒无收，小型创投公司破产、倒闭、转行的不计其数。到2006年，在深圳有经营活动的创投机构只剩下27家，管理资本总额不过111亿元。

　　随着创投公司数量锐减，王守仁的创投公会也面临生存危机。在2001年创业板热潮时，创投公会一年收取会费有80多万元，而在2003年后减少了一半以上。若不是王守仁的老东家深圳创新投资集团出资支持，公会差点就要支撑不下去而倒掉。

　　王守仁坚守公会这块阵地后来被证明是有意义的。那时，少数幸存的创投也不敢再投资项目，而将大多资金用于炒股以维持生计。2003年，新华社浙江分社以内参形式批评这种“不规范行为”——浙江的创投只用30%的资金来投资科技企业，其他都拿来炒股。国务院为此派出调查组到全国调研，也找到深圳创投公会和王守仁征求意见。

　　“不让他们炒股，难道叫这些创投都饿死不成？”王守仁为创投们鸣不平。调研的人认同王的观点，大批萌芽期的创投公司避免了一场“清理整顿”的厄运。

　　深圳的大批中小企业也在那一轮创业板退潮中断血而死。和它们一同消失的还有创投公司的真金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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