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移居西子湖畔，或许意味着法学资源市场化配置体系的正式形成

　　-本报记者 丰鸿平

　　4月13日晚，北京大学理科楼107教室挤了大概300多名学生，连过道和教室外的走廊里都没有空隙，他们都是来听本校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关于“许霆ATM取款机案”的讲座的。讲座结束后，很多学生涌上前来同贺卫方合影，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听说了贺教授即将跳槽去浙江大学的消息。

　　贺卫方说去浙大的事情已经决定了，新学年开始的时候，他就要去往杭州。但他不想谈论这件事情。浙江大学法学院人事处则显得很谨慎：人还没有来，就还不到下定论的时候。

　　在学界，教授跳槽还是个很敏感的事情，其间可能有着个人恩怨、利益纠纷，跳槽与反跳槽、挖人与反挖人的斗争。教授跳槽，还远远不像球员转会那样市场化。“中国现在高质量的法学骨干是很少的。”法学教育家、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说。

　　但自去年以来，国内不少知名的法学学者纷纷选择更换东家，一时成为一个现象，有人甚至惊呼“新年之交法学界大洗牌”。

　　“一所大学，无论是从学校综合竞争力，还是对社会的责任而言，法学都是非常重要的。”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叶必丰这样说。

　　去年上海交大法学院获得3000万美元的捐款。随着浙大、上海交大、北航等学校加大建设各自的法学院，有评论者说，法学将成为继经济学之后的又一显学，这也是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一个体现。

　　“法学式”跳槽

　　贺卫方要离开北京的想法，在他2月份的一篇博客“京师客居心安否”中有所表达。“到今年，我客居北京已经是整整26年了。最近总在想，这座城市对于自己的意义。”

　　出生于1960年的贺卫方曾自称为“文革少年”，恢复高考后第二年，他考上西南政法大学。1982年来到北京，他考入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研究生，专业是外国法制史。毕业后留政法大学任教，于1995年以副教授的身份调入北大法学院。因为其敢于直面中国法制现实，以公共知识分子身份承担中国急剧转型背景下的社会责任而为人所称道。

　　来到北京之初，贺卫方感觉到人生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而26年后，对于这座城市，他感到疲倦。

　　“跟二十多年前相比，北京的变化太大了。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许多胡同已经消失，甚至连地名都给折腾丢了。设计得很丑陋而且毫无节制地布满城市每一块地域的钢筋混凝土高楼伤害着人们的视野。人口膨胀、交通堵塞、绿树越来越少、污染不断加剧。城市原来格局上的缺陷因为规划设计者的无知蛮干而愈发凸显。西直门轻轨与地铁之间的那种衔接方式，真正是只有故意与人作对的思路才设计得出来。行路难，这里的许多好处就逐渐远去了。不久前，国家大剧院开张，但是，想想堵车，看看那票价，这座建筑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贺卫方觉得，为了身居北京的自豪感、优越感或者影响力而度日如年，代价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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