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飞
阚治东不是现时中国的商业领袖，他的辉煌早已远去。然而他的个人经历却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就一直与中国资本市场紧密关联着，从未淡出过传媒视野。从证券到私人股权，无论成败如何，阚治东本身的轨迹就已经构成资本市场坐标下的一个参照系。
经济学家刘纪鹏最近表达了一个观点：利用牛市可以做很多事情，熊市什么也做不了。他的本意，并不是唱多指数，而是试图说明一个根本性问题——处在新兴加转轨阶段的中国资本市场，在五年熊市中发展缓慢，而眼下的机遇来之不易。
如果阚治东说自己对此体会不深，那么应该没有人会站出来对刘纪鹏表示赞同。
阚治东出身银行，早年
留学日本，用拿来的东西回国参与资本市场的初创。与上证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一样，阚治东是个敢闯敢试的人，他的申银证券创造了不胜枚举的业界第一。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人是标兵。但是弄不好也会成工兵，踩进雷区。 万国证券的管金生败在国债期货上，阚治东踩进的第一个“雷区”则是从银行借钱炒陆家嘴。
2002年阚治东受命于深圳市政府，出任南方证券总裁，试图让这家券商走出因自营和委托
理财而陷入的困境。阚治东下的猛药没有起效，甚至被指为饮鸩止渴。南方证券的窟窿越来越大，以致倾覆。 阚治东人生的最低谷，发生在5年熊市中。这5年最大的问题不是指数“跌跌不休”，而是市场发展缓慢。抛开个人责任，以阚治东一己之力无法扭转大势。2004年初离开南证之后，阚治东选择了私人股权投资作为新的起点。
在去南证之前，阚治东曾任深圳创新投资集团(下称“深创投”)总裁，算是做过PE(即私人股权，创业投资是私人股权投资的一个分支)。但实际上，他为深创投赚的钱还是从二级市场来的：国债买卖、新股申购和委托理财。深创投现在把创投基金业务搞得有声有色，这是后话了。
与5年熊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资创投基金，以及规模更大的并购基金在中国纵横捭阖。“两头在外”的格局为外资PE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资金来源于境外，不受中国内地法律管制；二是退出在成熟的境外市场，与困顿中的A股无干。
以前，中国不是没有好的企业，而是没有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企业与资本市场绝缘，这恐怕是吃资本饭的阚治东们最大的梦魇。直到股权分置改革的信号放出，中国本土PE才看到曙光。
阚治东先是在深圳成立了一家创业投资公司，股东包括他自己，以及多年的老友尉文渊。“我们没有做多少募集，都是股东自己的钱。”阚治东今年8月份与《第一财经日报》谈起此事时说道。
这实际上是一家公司制的PE。阚治东还想过用信托来募集资金，然而在内地目前的法律环境下，以公司制建立投资公司并没有障碍，但要搞信托基金仍然不行：它无法成为拟上市公司的合法股东。
上述的这家深圳公司投过新能源的项目，其中一个风能企业，用尉文渊的话说，是行业中数一数二。放在过去，它只能去境外上市，但是现在不同了，A股更有吸引力。连外资PE都已经把自己的项目退出渠道瞄准A股，甚至要发起人民币基金，那么本土PE没有理由舍近求远。
股权分置改革与众多其他因素，一起促成了自2006年以来的一轮大牛市。A股的规模，已经足以接纳国企巨头回归，市场估值水平的节节攀高，也让PE看到了机会。
中国经济的证券化率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管理层则希望PE的参与，能够提高证券化的质量。在过去几年中，外资PE参与的企业，其质量远胜国内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 牛市确实可以做很多事情。今年9月底，就在与记者的那次长谈不久，阚治东在上海成立了奥锐万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自己出任董事长。这是他的第五次创业，公司股东包括了6家民营企业和他本人。“现在很多民营企业有了积累，愿意拿钱出来投资点产业。”阚治东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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