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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办理农民工法援11.9万件 中国律师在行动 |
在线客服：QQ-89933016 来源：法制网-法制日报 日期：2008-5-5 15:00:10 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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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一年办理农民工法援11.9万件 中国律师在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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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2亿多的农民工，解决他们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全国律协法律援助与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佟丽华律师说：“我们应该具备面对困难的积极心态，这些困难正是这份事业的魅力所在。”
2008年4月28日———29日，“‘推动律师深入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总结暨推进会议”在京举行，有46位来自全国2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代表参加会议。
作为律师，他们普遍薪水不高，但他们更关心、更努力争取的，是一个群体———农民工的薪金，在他们代理的农民工维权的案件中，欠薪案占受援农民工的91.3%。
律师结缘农民工
“北京如此之多的美丽的基础设施，都少不了来京务工的农民朋友的贡献。”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北京的变化，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副国别代表丁雅姗女士兴奋不已：“我的一些朋友来到北京，惊奇于北京的变化，拍下了很多照片作为纪念。”
2007年初，丁雅姗女士开始与农民工、律师、法律援助结缘。在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的协调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由比利时政府出资资助“推动律师深入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在陕西、四川等15个省建立了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使拥有这一专门机构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增加到21个。
200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意见被媒体评价为“中央一号文件清理取消各种歧视农民工规定”。
在这一问题上，作为律师行业主管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积极响应政策，努力推动律师做好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成为行业开展公益法律服务的重要举措。2006年1月，全国律师协会与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共同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项基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专项支持出资100万元。
9个月以后，第一批专门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在河北等6个省建立，资金来自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优秀学子”项目。
感激之情超过100%
“虽然没有拿回100%，但我们的感激之情却超过了100%。”四川省平昌县农民工李洪兴讲话时头总是在动，这时所有抓拍到的照片都是虚的。
2007年4月中至5月底，李洪兴和来自四川的另外67名农民工，在北京丰台区科丰桥做建筑工。工程完工后，公司不仅拖欠他们的工资，甚至将他们赶出工地。
几经波折，这些农民工找到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时福茂等援助律师热情接待、引导这些农民工依法维权。通过律师调查取证、提起诉讼，历时近一年的时间，终于在2008年4月代理68名农民工讨回了应得工资的80%。
李洪兴说：“这么长的相处期间，律师们没有收取一分钱的报酬，没有喝我们一杯水，没抽我们一支烟，为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农民兄弟们却付出了100%。”
据佟丽华律师介绍，一年多以来各地工作站办理了5148件，涉及农民工12457人，涉及金额1.3亿元左右，其中已经办结3500多件，帮助7000多农民工拿到了3500多万元，还为农民工提供专业、便捷的法律咨询服务。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总咨询量是36164件，有15万农民工从中受益。
根据统计，2007年一年，全国各地的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11.9万件，受援农民工15万多人，其中讨薪类案件52458件，涉及工伤等人身损害案1.4万件。
“根据历年统计，律师至少办理全部法律援助案件的三分之一以上。”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贾午光说：“依托律师事务所成立专门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这种民间形式的法律援助，是对政府法律援助的重要补充。”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秘书长邓甲明说：“律师作为现代法律服务业的主力军，在加快新农村建设、破解三农问题、维护好和发展好农民利益方面，负有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上紧了发条的时钟”
“即使我身在其中，也常常受到震撼。”佟丽华律师这样评价法律援助律师。
“经常有人问我：‘你是怎么想到要做公益律师的？’如果现在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现在所做的工作和我选择律师行业的理由一致———能够真正体现律师的价值。”景建国律师说。
2006年11月10日，重庆市律师协会三峡库区农民工维权中心，正式挂牌成立时，景建国辞掉一份让人羡慕的政府部门工作，已经三年了。
三年后，他又辞掉了“赚大钱”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做起公益律师。这一年，景建国律师拒绝了所有商业案件，专心做了40多件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
与景建国相比，伍富国的加入也许更顺理成章。作为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优秀学子法律援助爱心行动”项目的参与者，伍富国已经有两年的法律援助工作经历。
2006年，中国法律援助基会会与重庆市律师协会合作，在该项目基础上成立了三峡库区农民工维权中心。经过严格考核，被推荐到这里的伍富围继执业律师景建国之后，成为维权中心的一名法律援助工作者。
同“生活非常规律”的前一份工作相比，维权中心就像突然扭紧了发条的时钟，分秒必争，时不我待，事必有待：“来到维权中心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抛开忙碌的工作日不说，常常刚端起饭碗、刚躺到床上，睡到半夜或清晨的时候，也会有农民工打来电话；周末只要不关机，就会接到受援农民工的电话，假期里也是这样；经常加班，有时在办公室，有时在家里用手机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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