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打击某种犯罪行为只有定性准确，才能面对社会公众的考评。

■对于民事领域里能解决的问题，公权力不应轻易介入。

■刑法若有模糊之处，应当善意解释法律，应当以“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来解释法律。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邓子滨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宇

记者：先来说说“纸馅包子事件”，我们仅从法理上来作些探讨，如果訾北佳的行为构成犯罪的话，该以何种罪名来追究訾北佳的刑事责任？

王宇：如果要定罪的话，似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诽谤罪这三个罪名最有可能，但其实都不准确。

纸馅包子事件到不了刑法所规定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程度，我们所说的恐怖信息，是指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它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威胁具有不可控性，当它一旦出现在你身边时，想躲都躲不了。界定一种行为是否是虚假恐怖信息，关键在于它是不是具有传播的广泛性、发生的不可控性和危害的严重性，其中核心是不可控性。纸馅包子事件是可控制的，大不了不去小摊吃，或者不吃。

那么，纸馅包子事件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传播纸馅包子信息的行为不像私设电网，不是一种危险方法，它对公共安全并未造成严重危害，只是让老百姓误以为竟有这样的包子而不敢吃。

诽谤行为，在民事上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编造并不存在的虚假信息，二是隐瞒存在的真实信息。这种行为侵犯的是特定对象的名誉权、人格权。两种行为无论哪一
种，只要达到一定的危害后果，就有可能上升为犯罪。在刑法上构成诽谤罪，要求侵害的对象必须是特定的，纸馅包子事件侵害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并没有故意侵害某一特定对象。

以上述哪种罪名来定性，都值得商榷。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打击某种犯罪行为只有定性准确，才能面对社会公众的考评。做上述分析也不是为谁开脱，而是为了找到更为准确的罪名。如果罪名不合适，不如转换解决问题的思路，以行政处罚或治安处罚来处理。

邓子滨：想一想，卖纸馅包子都不能算做恐怖行为，“传播”这样的消息又怎么能是恐怖信息？虚假恐怖信息包括爆炸、生化、放射这三类信息，纸馅包子的恐怖程度，与上述三类并不相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诽谤罪都存在类似的问题，用哪一个罪名来定性都不合适。

记者：设想一下，如果说訾北佳的行为构成犯罪，那么他花钱雇用的部分知情商贩，是否构成共犯呢？

邓子滨：两者主观故意并不相同，訾北佳雇请的商贩之所以愿意去制假，就是想捞点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想拍个三级片，找了个街头小姐拍个片子，街头小姐只是为了赚点钱，并不清楚这个片子会被传播出去，能说她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吗？

王宇：的确，被雇请的商贩知道自己在做假，但并不知道做假之后将来做什么用，更不知道会被传播出去。而且从一般逻辑推理来看，訾北佳也不可能把全盘计划告诉给商贩，两者很难形成共同故意。

记者：有媒体报道说，部分参与制作纸馅包子的商贩，并不知情，属被蒙骗，该如何维权？

王宇：商贩可以维权，但是在目前已知的条件下，状告对方侵害名誉权是有难度的。名誉权受损的核心是社会评价程度的降低。要想达到这个标准，举证比较困难。

邓子滨：举个我经历过的例子。很久以前坐短途火车，旁边的人对我说：“先生，请您帮我看着这个座位，我车下还有点儿东西要拿上来。”这人走后，另一个人要坐这里。我说“这里已经有人了”。过了一会儿，下车的人回来了，还带来一个女人，他向女人一指我身边的座位。女人一边坐下，一边掏出５元钱给了“帮她找座位”的人。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被利用了。帮人占座挣钱，自己却没有份儿。我能因为自己被蒙骗而起诉谁吗？

记者：有人认为，餐饮业该起来维权。

邓子滨：如果餐饮业认定此次虚假报道对行业构成侵害的话，可以维权，但是由于无法证明损失，以及无法认定谁有资格成为民事原告主体，赔偿很难进行。

王宇：从理论上看，餐饮行业协会可以作为诉讼主体，要求訾北佳和北京电视台共同承担责任，但是实际上在举证上会存在不小的难度。

记者：再来假设一下，同样是纸馅包子事件，并非由官方媒体播出，而是网友自拍自播，同样造成了恶劣影响，对这种行为该如何定性？

邓子滨：那就闹不到这个沸沸扬扬的地步。恕我直言，我不认为这种行为“造成了恶劣影响”，最大的损害，可能是让电视台栽了面子。行政处分、行政处罚就足够了。另外，我觉得国人太缺乏幽默感，我们的神经太脆弱，经不起大千世界的“风吹草动”。

王宇：对自拍自播行为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那些在网上编造传播生化威胁、爆炸威胁等虚假恐怖信息的，当以犯罪论处。如果在网上播出的事件，指向特定企业，足以使该企业倒闭，有可能构成诽谤罪。这里需要说明的，网友是否播出具有自主性，对是否播出，能自主控制，并能独立操作完成，但是在电视台，行为人的行为就不是自主的，能不能播出具有或然性。

记者：现在，通过手机短信、网络等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各种虚假的、真实的信息杂陈其间，像济南网友发帖参与暴雨讨论事件，南昌艾滋牙签事件，都给人们的心里造成负面影响。

邓子滨：我的观点是网络世界要谨慎动刑。如果有人在虚拟空间里放言要炸毁某处，那么，是否应当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处罚之，就要看这种放言是否造成了实际的危害或者有危害的现实可能。

我认为，刑罚不宜过分关注平常的琐细之事，否则无力应对和惩治真正重大的危害。对于民事领域里能解决的问题，公权力不应轻易介入。对网络而言，即使网友批评和揭露的某些事实有所失实，也不构成诽谤罪。如果说网友的帖子侵害了对方的名誉权，对方完全可以通过民事途径来维权。

法律也是有边界的，法律不能无所不能、不能张牙舞爪，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应由法律来解决。

王宇：南昌艾滋牙签传闻一看就是假的，如果说相信此事的人不在少数，也是因为缺乏基本的常识所致，艾滋病病毒离开人体后很快就会死亡，一定时间后，根本不具备传播的能力。

记者：刑事立法上有何建议？

邓子滨：我们的刑法对言论的处罚已经够广泛、够严厉了。当务之急是在司法过程中少用、慎用刑法。刑法若有模糊之处，应当善意解释法律，应当以“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来解释法律，这样才符合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实质。

王宇：如果说某种行为比较普遍，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上升到刑法层面，对刑法作些补充修改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滞后性是法律的天然属性，法律的前瞻性只是一定程度的前瞻。如果对某类行为做立法修改的话，也不能溯及既往。